1. 研究目的与意义
2013年9月，“一带一路”的合作倡议被提出，旨在发展中国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不遗余力地建立一个政治、经济、文化共同发展的利益共同体与命运共同体。
截至2021年11月20日，中国已与141个国家和32个国际组织，签署了共206份共建“一带一路”的合作文件。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通过不同的资源禀赋，依靠着经济面上的互补性开展彼此间的合作。
2. 研究内容和预期目标
| 本文研究分析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政策对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及产业选择的影响，并结合国际经济形势与贸易政策的发展态势来预测今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和产业选择的发展和变化；同时，由于中国OFDI产业选择要与区位选择相适应协调，而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又包括制度、税负与资源禀赋等相关内容。而研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便利化影响机制，归根到底是探究基于特定国家的制度与非制度因素对中国OFDI的影响。因此，本文的研究将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制度因素与非制度因素、双边投资协定、宏观经济因素出发来探究中国OFDI的产业与区位选择问题，并且为今后的发展进行预测。同时，能够指出中国OFDI发展现存的问题以及为未来持续健康发展提供建议。一是，结合实践，对我国OFDI产业和区位选择的情况提出宏观的经济政策建议。二是实证分析，从东道国市场规模、母国市场规模、市场吸引力、自然资源禀赋、通货膨胀率等角度探讨东道国国家经济因素的变动对投资国OFDI的可能影响，并将其纳入到经济宏观政策制定的规划中。写作提纲：第一部分：引言和文献综述（1）背景分析以及研究意义（2）文献回顾（3）研究方法、研究思路和结构安排。第二部分：现状分析（1）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吸引对外投资的优势类型以及中国OFDI选择的特点，将两者进行对比。（2）在东道国经济因素作用下，现阶段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情况分析。第三部分：理论分析。主要以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国际生产折衷理论、比较优势理论、投资诱发要素组合理论分析东道国经济因素变化影响投资的传导机制。第四部分：实证分析。通过对已有经典模型进行简化来进行数理建模，推导变量间的相互影响机制，为计量分析做准备。运用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对一带一路背景下的中国OFDI产业区位选择展开实证分析。本文将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形势转变的背景下，构建面板数据和时间序列，使用面板对中国OFDI区位选择进行实证分析。第五部分：结论与展望。分析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制度与非制度距离的变化与选择。提出中国以一带一路国家为主的东道国区位选择的建议，展望未来在宏观经济政策调节下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发展。 |
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当今东道国制度环境与非制度环境成为一国对外直接投资产业与区位选择的主要影响因素。具体表现在市场规模、劳动力成本、地理距离、利率、政治风险等方面。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研究较多。学者们基于引力模型、面板模型以及实际经验，探讨中国OFDI产业与区位选择问题。杨亚平和李鹏鹏认为我国更倾向于与本国制度相近的国家与地区，更偏爱市场规律更大的经济体，劳动力成本更低、地理距离更近、较高利率的东道国。不同类型的产业的东道国环境也不相同。而从政治角度上，王永钦、杜巨澜与王凯认为中国OFDI更加关注东道国政府效率、监管质量和腐败控制，而对对方国家政治制度与政治稳定度的关注程度更少。韦军亮和陈璃高也与这一观点有契合之处，他们认为中国在政治风险较高的发展中国家加快投资的现象也确实存在，并且进一步分析了原因。程惠芳与阮翔从引力模型角度分析中国OFDI的区位选择，并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较为典型的东道国分为三种类型，分别是引力巨大型、引力一般性与引力不足型。陈伟、马大来和徐新鹏阐述了宏观经济因素与门槛值的关系以及这一关系对中国OFDI的影响。当宏观经济因素指标达到或超过门槛值时，中国OFDI才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反之，则不存在影响甚至会对OFDI产生挤出效应。周伟、陈昭和吴先明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方面进行实际应用，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考虑投资区位的战略选择和政策建议。但其中明显的缺陷在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条件对中国OFDI具体类型的产业与区位选择的研究较少。广义的宏观投资因素研究在微观层面上的具体建议仍有不足。如果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根据具体的投资环境划分，再与中国投资区位选择因素相结合，则能够在经济政策上给出更深层次的建议与筹划。 |
4. 计划与进度安排
1、2022年11月30日-2022年12月10日：完成选题。
2、2022年12月11日-2022年12月31日：阅读大量资料并选取有用资料待用，积累最新信息，完成开题工作。
3、2022年1月1日-2022年1月18日： 上交详细的论文提纲，等待老师的指导意见。
5. 参考文献
| [1]刘易斯威尔斯（LouisT. Wells）.第三世界跨国企业（ThirdWorld Multinationals）[M]. 叶刚，杨宇光译.上海：上海翻译出版公司，1986：3，6，37-38，88-91，136. [2]阎大颖.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及其决定因素[J].国际贸易问题 ，2013(7)：22. [3]陈伟, 马大来, 徐新鹏. 中国OFDI的宏观经济影响因素及其门槛特征[J].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 22(1):91-98. [4]杨亚平，李腾腾.东道国营商环境如何影响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选址 [J].产经评论 ，2018，9(3)：129-147. [5]周伟，陈昭，吴先明.中国在'一带一路'OFDI的国家风险研究:基于39个沿线东道国的量化评价[J]. 世界经济研究, 2017, 000(008):15-25. [6]杜江, 谢正娟. 制度距离,双边投资协定与我国OFDI区位选择——基于动态面板模型和面板门限模型的实证研究[J]. 经济问题探索, 2019, No.446(09):141-151. [7]韦军亮, 陈漓高. 政治风险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基于动态面板模型的实证研究[J]. 经济评论, 2009, 158(004):106-113. [8]程惠芳, 阮翔. 用引力模型分析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J]. 世界经济, 2004, 027(011):23-30. [9]陈恩, 王方方.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基于2007-2009年国际面板数据的考察[J]. 商业经济与管理, 2011(08):43-50. [10]赵春明，何艳.从国际经验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和区位选择 [J].经济研究 ，2002(5)：38-41. [11]王永钦，杜巨澜，王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决定因素：制度、税负和资源禀赋[J].经济研究，2014，49(12)：126-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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