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差异下教育对婚姻的影响研究 ——以收入水平差异为基准的回归分析开题报告

1. 研究目的与意义

众所周知，从2013年的单独二孩到2015年实施全面二孩，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赞同，但政策的实际效果却是远远不如预期。为此，有学者指出，政策性补偿二孩生育数量远低于预期，中国已经形成了低生育率格局，持续的低生育率已成为人口新常态。主因之一就是生育成本高，极大程度上抑制了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有经验研究显示：育儿成本中，教育成本分担正在向个人和家庭倾斜。教育支出膨胀特别是支出“隐形化膨胀”是教育成本飙升的主要推手，在争抢优质公立教育资源之外，出国留学、择校、课外辅导、学区房追逐等“市场机制补充”, 使得优质教育资源竞争形成“多元化”格局，激烈程度日趋“白热化”。

按照常理化来看，前些年的独生子女政策应该是缓解激烈的教育竞争，但是现实却与普通公众的直觉相反。于是2021年下半年，我国教育推出双减政策，旨在减轻中小学生的教育负担，取消学生校外补课，降低家庭教育支出，这是否能对低生育率起积极刺激作用还未见效。但是改变当前生育率低下的格局对我国持续稳定发展是有必要性的。本文旨在分析双减教育政策实施下，教育成本投入减少对于生育的影响。

2. 研究内容和预期目标

内容：在我国生育率持续低迷的大背景下，政府推出双减教育政策，其能否影响我国生育率变化值得商榷。如果通过数据研究处理得出此政策的有效性，那么值得大力推广，若有问题处于其中，应找寻原因加以完善。

关键问题：双减政策是否降低了家庭教育支出，是否缓解了现阶段教育竞争的激烈和学生广泛性内卷问题，从而促进生育率的提高，保障我国社会、经济等持续稳定的发展。

写作提纲：

3. 国内外研究现状

中国人口生育率的下降与中国经济社会背景的变化有着密切的联系。徐升艳和夏海勇发现，养老保障制度的建立和由此形成的“社会养老、家庭养子”体系，对生育率有重要影响；陈卫和吴丽丽利用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的研究发现，城市外来人口的生育率低于城市本地人口，也显著低于农村本地人口，人口流动对生育率有重要影响。除此之外，郭志刚沿用Morgan意愿生育模型讨论了中国低生育的影响因素，不过作者所提出的这些影响因素中没有包含社会经济因素。而2017年中国教育财政家庭调查数据结果对我国基础教育阶段家庭子女教育支出水平和结构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刻画。首先，全国基础教育阶段家庭教育支出总体规模约19042.6亿元，占2016年GDP比重达2.48%1。其次，从家庭层面看，家庭负担较重，无论城乡，平均每个孩子的教育支出均占家庭人均收入的一半以上。分就学阶段来看，中小学阶段每年家庭在子女教育上的投入平均为10374元，占家庭总支出的15.6%。

基于外国学者Becker和Lewis、Becker和Tomes的开创性贡献，经济学家们逐渐发展了一个理论分析框架，讨论家庭在生育孩子数量和对孩子质量投资方面进行的权衡决策问题。此后的经验研究分析了家庭规模对孩子教育状况的影响，并试图找出数量质量权衡存在的证据。马尔萨斯增长定律认为经济达到均衡时存在一个均衡的工资率，家庭收入上升，刺激生育会降低资本劳动比，进而使生育率降低回到均衡水平间。然而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发展，西方国家在经济收入飞速增长的同时，生育率却依然在下降并始终保持在较低的水平上。由此Becker发展出了新的理论模型“新家庭经济学”。他提出，生育率的下降主要是家庭中女性收入的替代效应大于收入效应所导致，而男性的收入对家庭生育行为的收入效应更为显著。

4. 计划与进度安排

论文题目：双减政策对生育率的影响

摘要

引言

5.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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